来源：历史研习社　　作者：颜元亮　　原文：《黄河黄土黄种人·水与中国》 2018年2期，文章有所删改　　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水灾频密的国家，据不几乎统计资料，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，全国各地较小的洪水灾害有1092次，平均值大约每两年一次。　　一、大洪水的传说和早期的水灾记述　　我国最先的洪水灾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，据传那时大水经年不出。

《孟子》一书说道，尧的时候，“洪水橫流，洪水泛滥于天下；水顺行，洪水泛滥于中国”。于是经常出现了鲧窃息壤以湮洪水，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的传说。最后禹治水顺利，把他的帝位传授给了他的儿子始，从而使中国社会再次发生了根本性巨变。　　考古研究证实，龙山文化时期的王城岗遗址，其西城被山洪淹没，城内冲沟以及城墙基槽被洪水淹没的痕迹十分显著，东城则被五渡河上涨的洪水淹没。

地处河南省北部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， 科龙山文化末期，也是被毁一场洪水。哺育古代文明发展一起的河流　　商代时，经常出现了我国有记述的最先的城市水灾。商的都城在黄河附近，合为汤以后，商都曾经迁往，据传就是为了逃离黄河洪水。

《尚书》还记述说道，商的都城耿曾多次被河水淹没，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。《国语》《竹书纪年》等古籍中也多次记述有商的官吏为水利而奉献的事迹，商代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祭拜河神，卜回答水灾的文字，解释商代由于城市的经常出现，人口减少，水灾的破坏性激化了。　　约自东周以后，《春秋左传》《竹书纪年》等史书相继有一些 “大水”的记述，透漏出有一些早期水灾信息。

如公元前711年“秋，大水”；公元前687年“秋，大水，无麦苗”，记述了水灾对农业生产的毁坏。公元前670年和公元前669年，鲁国倒数大水，举办大规模奏乐祭拜仪式，保佑上天祈求。与鲁国附近的宋国和郑国也有水灾，如公元前683年，“秋，宋大水”；《竹书纪年》记述，周敬王四十三年（公元前477年），“宋大水，丹水壅不东流”。

关于大水，《春秋穀梁传》说明说道：“高下有水灾曰大水”，所以“大水”是十分相当严重的水灾。以鲁国纪年的《春秋》所记述的水灾体现了东周时期鲁国以及附近一些诸侯国的情况。另外，周定王五年（公元前602年）黄河再次发生了有历史记述以来的第一次大淤塞；周灵王二十二年（公元前550年），谷水和洛水同时暴发洪水，淹没周的都城成周（今洛阳）的西南角并严重威胁王宫安全性，这些都是研究我国早期水灾的宝贵资料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混战，以水代兵，人为的水灾也非常频密。其中知名的有：公元前656年前后，楚国反攻宋国，“要宋田，夹塞两川，使水不得东流。东山之西，水深灭亡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”，导致大规模水灾；公元前359年，楚国派兵至韩、魏有争议的地区，谓之黄河水淹长垣附近的一些城镇；公元前281年，赵国又决开黄河，攻取魏国；公元前279年，秦国军师白起亲率军乘机攻打楚，水灌鄢城，鄢城被毁，据记述，丧生约数十万人；公元前225年，秦国军师王贲攻打魏国，干渠、沟水淹溪边魏都大梁（今汴京），大梁城被淹毁坏，魏王战败。　　二、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大水灾　　汉代开始，水灾记述显著激增，灾情叙述也较明确。

两汉的420多年间，再次发生较小水灾70余次。其中灾情比较严重的有：公元前185年夏，江水、汉水洪水泛滥，汉中（清领今陕西安康）、南郡（清领今湖北江陵）大水，淹浸4000余户人家，这是最先有定量灾情损失记述的水灾。公元前180年夏，江水和汉水洪水泛滥，汉中、南郡又发大水，冲没有6000余户人家，南阳沔水（今汉江下游）上涨，一万余户人家灾情。

公元前161年，关中大雨三十余日，引发蓝田县山洪暴发，冲没有900余户人家，同时汉水上涨，8000余户人家被冲没有，淹毙300余人。公元前115年夏，大水灾，“关东冻死者以千数”；公元前30年，三辅地区连降暴雨30余日，19个郡国大水灾，山洪暴发淹毙4000余人，损坏各类房屋83000余所；公元15年，邯郸以北大雨兼任大雾，山水频发，深达数丈，数千人杀于洪水，这些都是相当严重的灾难。　　东汉建都洛阳，洛阳附近大水的记述较多，近20次。洪水多次冲击城门，其中136年洪水，数千人丧生。

106年至109年，倒数再次发生全国性大水灾，106年有37个郡国，315县遭到洪水灾害；公元107年，41个郡国灾情，“死者以千数”， 江、河、淮、济五府同时涨水，淹没城市，淹坏庄稼。东汉初全国共计分成105个郡国，这几年全国完全一半地区遭到水灾。与其涉及的政治事件有：邓太后专政，阴气太盛；司空周章等诛废置立太子，事发被诛杀；小人专制专权，嫉妒贤者，依公结私等，“故涌水为灾”。　　两汉时，黄河决口的次数虽然不多，只有15年决溢记述，但每次决口灾情相当严重。

公元前138年，黄河于平原郡决口，大规模饥荒导致人相食的凄惨景象。公元前132年，河绝濮阳，洪水泛滥16个郡20余年，根据记述当时灾情范围约一两千里。公元前29年和公元前17年，黄河都再次发生根本性决口，受灾县份有30多个，灾情4万余户。153年，黄河洪水泛滥数千里，数十万户人家灾情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汉代开始，古人对于水灾的了解与阴阳五行以及政治事件互相联系。董仲舒指出，水属阴，水为纯阴之精，阴阳不徵，阴气盛则造成水灾。阴气丰的展现出有多方面，主要有妇女干政等。汉初的大水灾，就被指出是吕后临朝称制，国家阴盛阳衰所致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的370年中，有110多次水灾记述，伊水、洛水等地的水灾记述依然十分频密。223年，伊、洛溢，至津阳城门，浪数千家。

268年，青、徐、兖、豫4州大水；270年， 河、洛、沁同时并溢，4900余家遭到淹浸，杀300余人；278年，晋司、冀、兖、豫、荆、扬6州20个郡国大水；281年，山东泰山山洪暴发，淹毙6000余人。东晋建都建康（今南京），都城的水灾频密。永和七年（351年）至义熙四年（408年） 的57年间，建康有10次水灾， 其中9次“涛水入石头”，平均值将近6年，都城被水淹一次。南朝刘宋时期建康也倒数于428年、434年、435年遭到水灾，京城里可以行船，损失可想而知。

　　这世纪末，由于国家分化，战争频密，登陆作战时以水代兵，导致许多人为的水灾， 许多城市遭到水攻打毁坏。最知名的为梁天监年间，梁主萧衍反攻北魏的寿阳，在淮河上拦河筑城浮山堰，堰高达48米，516年8月，浮山堰决堤，水声震，沿淮河两岸10余万人被洪水接踵而来大海，这是我国古代最相当严重的溃坝水灾之一。　　魏晋以后，人们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水灾为水不润下的众说纷纭。

水性惠下，这是水的本性，如果俱其本性，则水不润下，水涝成灾。珍宗庙，废置祭拜，不孝鬼神，政令违背，都会造成水失其性。

例如223年洛阳水灾，史书指出，这是因为魏国曹丕继位后，自邺迁至洛，建宫室，不起宗庙，废置祭拜，上天的惩罚。　　三、隋唐五代时期的大水灾　　隋朝新的统一全国，但只有短命的37年，它的覆灭是由于天灾再加人祸。

开皇十八年（598年），河南八州大水，被指出是妒皇后介入政事，无辜宫人，放黜宰相，阴气轻的灾祸。隋代后期，在帝国的腹地山东、河南一带再次发生了几次特大的水災，激化了隋朝的瓦解。

这几次大水灾有：607年河南大水，“浪没有三十余郡”；611年，山东、河南大水，“浪没有四十余郡，民相食，相卖为奴婢”。最相当严重的是617年，河南、山东大水，饿殍满野，由于无法及时赈济，导致“死者日数万人”的凄惨景象。

山东起义军李密乘机攻取黎阳粮仓，开仓放赈，军队以求很快不断扩大，第二年隋朝宣告覆灭。　　唐朝建都长安，以洛阳为东都，保持了衰弱的200多年。

这世纪末，素称害河的黄河水灾记述较较少，但两都所在地关中、河南水灾记述显著较多。其中长安附近相当严重水灾就有25次，洛阳附近相当严重水灾也约20多次。

在京城长安，大水淹没城墙和城门，甚至转入皇宫，导致相当大毁坏。如654年，山水上涨，涌进玄武门，冲坏万年宫；817年，京城大雨，冲坏房屋2000余家，甚至含元殿的柱子也坍塌了。对农业的毁坏也有不少记述，816年，京畿大水，灾情农田约4万余顷。东都洛阳及附近的水灾更为严重，洛水、谷水等河流的洪水频发十分凶狠且非常频密，水淹良田，淹没房屋，多次再次发生丧生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灾难。

其中最相当严重的为720年，谷水、洛水同时暴发洪水，洪水冲进洛阳城，涌进西上阳宫，宫人溺死十之七八，宫中卫兵淹死千余人，城内志道坊500余家，一夜之间，全部没于洪水；最凄惨的是，这年夏天放往抗击契丹的援卒万余人，屯兵于谷水旁，夜间山洪暴发，万余士兵全部生还。又过两年，伊水溢，毁坏东都洛阳城东南隅。

另外，706年，洛水泛涨等，丧生都在千人以上。　　全国性的大水灾也屡见不鲜。

633年，山东、河南40余州大水，681年，河南、河北大水，10余万家灾情；726年、727年，倒数再次发生全国性大水灾。另外，792年，40余州大水，杀2万余人，834年，滁州的明、洛等三县山洪暴发，漂溺13000多户等，都是损失相当严重的灾难。唐代有具体记述丧生千人以上的大水灾就有将近30次，其中少有丧生在万人以上的特大灾害。

　　五代时，军阀割据，战争频密，水灾往往预示着相当严重的饥荒。黄河决口减少，平均值三年就有一年再次发生河患。946年，黄河多处决口，自夏六月至冬十月，每月都有决口再次发生，漂没秋稼，河南、河北各郡冻死的有数万人。

952年，后周大雨，京师（今汴京）水深数尺，“怕墙屋不可胜计”；同年成都大水，浪没有千余人。　　四、宋元时期的大水灾　　宋代以后，人们抛弃了天人感应器的学说，自《宋史》开始，水灾仍然和政治事件关联。　　北宋建都汴梁（今汴京），由于宋的统治者中心地处黄河下游，对黄河的灾害及管理十分推崇，这世纪末，黄河的水灾大大超越了前代，河道变迁十分轻微。

在北宋的167年中，黄河有66年决溢记述， 洪水泛滥的范围还包括历史上黄河成灾的大部分地区。一些决溢导致相当严重水灾，1019年，河绝滑州（今河南濮阳），漫溢州城，32个州县灾情；1077年，河绝澶州，洪水泛滥横流45郡县，官亭民舍数万间被毁，30万顷农田灾情。1084年，“河溢元城埽，决横堤、斩大名（今北京）……河水暴至，数十万众号叫求助”。982年，水灾遍布今山东、江苏、湖北、陕西、广西、福建、河北等广大地区，黄河多处决口；第二年又再次发生全国性大水，黄河大决于滑州，东南流经淮河，谷、洛、伊等河流上涨，京城官署、民房、军营、寺观等各种房屋破坏万余区，“淹死者以万计”，长江、汉水、不易水、滹沱等河均溢为患。

　　南宋建都临安，偏安一隅，黄河入于金境，水灾记述以南方居多，山洪灾害更为引人注目。浙江、福建、江西以及安徽、湖北等地水灾频密，其中少有相当严重灾害。1144年，婺州、信州、衢州、建州大水，浙江兰溪县山洪暴发，洪水水淹城市，丧生约万余人；1181年，严州大水，浪民居19000余家，绍兴府五县大水，83000家遭到水淹洗；1188年，淮河、长江同时大水，淮河南岸几百里宽地带完全一片汪洋，庐州（今合肥）城墙被冲塌。

祁门县山洪暴发，人畜、房屋、庄稼损失十之六七；第二年，水灾又遍布浙西、湖北、福建、淮东、利西诸道。1191年，福建和四川各有十几个州县大水，福建福州、建宁等地霖雨成灾，四川嘉陵江上涨，兴州3400余户遭到淹浸，城门被淹没。1193年，江苏、安徽、浙江皆再次发生大水，江西9州37县，同时遭到水灾，北方黄河决口。

南宋时，南方的海溢水灾有一点推崇。如1166年，温州大风海溢，导致相当严重灾害，淹死2万余人；1195年，台州大风雨，山洪海涛所发，导致“死者帷川，漂沉旬日”的凄惨景象。

　　元代地域广阔，水灾完全每年都有记述。从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到洪武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，90余年中，44年有决溢记述；仅有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，就在15个州县有决溢记述，1326年，河绝郑州阳武县，浪没有民居16500余家，1366年，黄河北徙，济宁路肥城等地“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”。

　　五、明清以及近现代的大水灾　　明代时南方经济更为繁盛，因此，明代虽然中原地区水灾记述依然很多，但江南的水灾更为严重。　　明代各地较引人注目的水灾例子有：1444年，江都县扬子江遇上少见的狂风暴雨，居住于沙洲上的数百户居民被洪水不存，丧生1020人；1472年，江苏扬州、苏州，浙江杭州、宁波、绍兴等地暴雨“……漂毁官民庐舍畜户无算，淹死者二万八千人”；1510年，安庆府、宁国府、太平府（今安徽安庆、宣城、芜湖一带）大水，23000余人死难；1603年，山东历城县大雨，“山回头石平、水高十丈、渰没有人畜及崩陷土地无算数”。

1608年，苏州、松江等地倒数暴雨50余日，苏、泊、经常、镇诸府均被水淹，“城市乡村水深数丈，庐室浪没有只剩，数百里无复烟火”“垫二百年仍未之灾”。第二年，福建的建宁等四府大水，“丁口损失忧十万”。　　明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是一次大水灾年，河南、山西、河北等地灾情相当严重。据记述，河南自六月以来“雨水大作”“怀庆等府，宣武等卫所屎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，漂流到军卫有司衙门、坛庙、民居房屋共计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，溺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，漂流到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”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。

这次大洪水，在沁河流域留给了不少碑记和题刻。据考据，这次沁河洪水最少是将近500年来仅次于的洪水。

另外，海河、卫河、漳河、滹沱河等河流同时上涨，海河流域有20余县灾情，衡水、冀州、武强等六七个县被洪水水淹。山东、东北等地也有有所不同程度的灾情，明朝政府被迫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免除征收粮。　　明代黄河的水灾依然相当严重，有决溢记述的年份约112年。

1408年，河绝大名，“怕庐舍二万区，死者千余人”；1437年，汴京等地河绝三十余处；1576年，河绝丰县、沛县等地，导致附近的8个县“田庐漂溺无算”；1604年，河绝丰县，“鱼台、济宁间平地成湖”。明代黄河最相当严重的一次灾难不应数1642年的人为水灾，该年李自成与明军战于汴京，李自成与明军先后挖开汴京城北黄河大堤，导致汛期河水上涨后，冲向开封城，溺死将士及人民约“数十万”，导致空前的大灾难。　　明代海溢、海啸的灾害也有不少记述。

如1461年，松江府崇明、嘉定、昆山、上海海潮冲决，淹死12500余人；1568年，台州飓风，海潮大上涨，天台山诸河流同时上涨，一起涌进州城，三日淹死3万余人，水淹农田15万亩，毁坏房屋5万间；1582年，苏、泊六州县潮溢，淹死2万人；1618年潮州海溢，12300余人溺亡等。这些灾难丧生都在万人以上。　　到了清代，有关水灾的记述更为非常丰富，不仅正史中有大量资料，地方志以及其他野史中也有很多明确叙述。

1668年，海滦河流域，直隶太原等府科五十州县卫，邢台通州等32州县灾情。乾隆以后，永定河决口频密，1734年、1735年、1737年倒数决口，洪水泛滥北京南面武邑、良乡一带。1794年，滹沱河、永定河决口，直隶天津20州县遭到水灾。

1801年大水，灾情尤为相当严重，波及海滦河流域170个州县，灾情范围之甚广，前所未有。康熙水利图　　清代黄河决溢导致的水灾也相当严重，平均值大约三年就有一年再次发生决口，康熙初年完全年年决口，导致相当严重灾情的如1781年，河绝睢宁仪封，漫口20余处，河南十几个县灾情。

1761年，黄河支流伊、洛、沁同时上涨，偃师、巩义等被淹，沁河下游各县也都大水灌城，洪水从沁阳北门冲进“淹毙军民一千三百多人、浪庐舍十五六万间”。当时的怀庆府城“四面巨浸”“水淹军民以万计”，这次水灾河南共计10个州县被淹，17个州县大量房屋坍塌，山东12个州县、安徽4个州县被淹。　　1855年，黄河铜瓦厢决口淤塞，是一次空前的灾难，洪水波及河南、山东、直隶3省、10府40余州县，受灾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，由于没堤防约束，洪水泛滥横流约20多年，泛流宽度约200多里，被洪水冲塌或淹浸的县城就有六七个，其中，濮州、范县、齐东等县城被迫迁城以弃水患。长江流域，清代再次发生过1788年、1860年、1870年等几次大洪水，每次都给人民带给愤恨灾难。

　　清代，山洪暴发导致人口大量丧生的灾例也不少，如1877年广东连州山洪陡峭放，溺死万余人；1854年江西广昌大水，广昌城三面塌陷，“淹毙男妇以万计”，房屋、财产损失十之八九，1879年，甘肃文县大水，水淹10800多人等。　　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的40年间，是我国历史上洪水灾害相当严重的又一个时期。如1931年全国性的大水灾，1932年松花江特大洪水，1933年黄河大水灾，1935年长江大水，1938年，蒋介石为制止日军西进，炸出黄河花园口大堤，导致亘古未有的大灾难，1939年海滦河大洪水等，都导致严重损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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